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7月21日，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分别有哪些转型重点？如何认识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聘教授王勇。

　　王勇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目前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也意味着未来不同区域将形成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而且需要针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改革，比如传统产业要侧重发挥数智化转型的规模效应，降低转型的单位成本；新兴产业要对民营企业放开更多的准入领域，提供新的投资和增长机遇，未来产业要把创投资本、金融、耐心资本的力量发挥出来，推动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

　　《21世纪》：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的深度转型。你认为目前我们在产业结构转换上有哪些具体方向？

　　首先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目前来看，主要方向还是前段时间所提到的数智化转型和绿色转型。因为国内很多传统产业在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其实已经基本完成改造。但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速涌现，使得数智化转型成为新一轮升级改造重点。特别是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就和传统产业的数智化转型紧密的相关。

　　传统产业转型需要配套的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在哪？就在于降低数智化转型的单位成本，一方面是要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帮助企业进行数智化转型的服务企业，推出更多专业化的服务产品，针对更多的中小企业，借助市场化手段来提供升级改造的功能服务。

　　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发挥大型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延伸和带动作用，通过数智化转型的先行先试，开放相应的接口，其他中小企业能够与其进行对接和功能延伸。传统产业，尤其是大型制造业中的国企居多，而目前的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又是民营企业居多。所以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调整，让不同的企业在公平地获得市场准入的机会。

　　对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家目前最新的规划是聚焦“8+9”产业，综合考虑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统筹兼顾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潜力，新兴产业主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民用航空、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等8个领域，未来产业聚焦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9个领域。

　　像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已经趋于成熟，近年来新提及的民用航空产业、海洋装备产业也体现目前国家对于空天和深海领域资源开发的重视，和我们未来的军民融合、、国防建设都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目前在新兴产业的体制机制上，更多需要的是放开相应的一些管理政策，也就是本次三中全会上提及的“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让民营企业有更多的市场拓展机会。

　　未来产业目前大多还是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早期的产业，最好的机制还是市场化的机制，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这里面要把创投资本、金融、耐心资本的力量发挥出来。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理顺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要调动更多的科研人员。

　　《21世纪》：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目前三中全会明确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

　　王勇：要想更好地把技术应用到产业，中间会有一个跳跃。过去我们经常讲，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大学有很多好的技术专利，但是为什么都没能走向产业，因为从技术上的可行性到产业或经济上的可行性还是存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可能需要一部分具有企业家才能的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去转化、弥补。

　　本次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科技人才活力，促使科技人才投身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中。我认为国家应该进一步支持合适的科研人员去参与创业，科创成果和未来的市场化结合程度越高，科研工作就会更加从市场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变成了一个市场导向。这样一来的话，对于科技成果的转化，它的推动效应是最强的。

　　当然，还需要为科研创新提供配套市场化金融服务等等。这些年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行业高度聚焦于科技创新，甚至是直接来到科研院所来寻找潜在的技术，来进行市场化的落地合作。

　　《21世纪》：本次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年期间就已经提出的，但要想健全体制机制，你认为重点在哪？

　　王勇：咱们国家在区域发展上提出过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比如一些地方是粮食生产区，这种情况下地方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未必非要搞量子科技这种产业了，可以搞生物技术育种技术。现在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可能是需要结合各地的主体功能区，结合他们的产业基础来实现新的生产发展。

　　与之相对的，以考核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次三中全会明确，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地方政绩考核的也不能局限于GDP等经济绩效，应当更加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提升。应该立足于新发展理念，进一步改革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使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的策略性互动行为由“为GDP增长而竞争”转变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

　　《21世纪》：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三中全会不仅专门谈及区域协调发展，并且将“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进行明确提及。你认为这将会对我国现有的区域经济格局带来哪些改变？

　　王勇：这次三中全会对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地区发展战略进行了新定位。其实今年的几场中央局会议已经显现出了这一趋势，四月底的局会议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要求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五月份的局会议也审议了《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若干政策措施》。未来不同区域将形成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若干功能上互补的城市圈或都市群，而且以后的管理体制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变化调整。

　　在这其中还应该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协调统筹将会发挥更明显的作用，就像上面提到的，东北地区传统产业偏重，会更加侧重依托数字技术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长三角则依托人口规模优势、科技优势侧重利用数字技术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从而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