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产业集群是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提供数字产品服务、开展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数字要素驱动的相关机构组成的集群。数字产业集群是数字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既遵循一般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又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产业集群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加快构建数字产业集群有利于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产业集群理论看，建设数字产业集群有利于产业集群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产业集群理论特别强调两点：形成物理空间聚集，相关资源和主体要在一定区域内有实体存在；锚定特定产业，在一定物理空间内形成特定产业链上各类供应商的汇集。数字产业集群一般定义为从事数字产品制造、提供数字产品服务、开展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数字要素驱动的相关机构组成的集群。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更强调技术、算法、知识产权等无形要素的集中，对传统意义上的土地、设备等有形要素的依赖下降。另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具有典型的数字化、智能化、融合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其不再拘泥于某个产业、某类产品，而是聚焦某类应用、某类服务，扩大了传统产业集群对特定产业的限定。

　　从产业集群实践看，建设数字产业集群是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互联网平台开展协同设计和制造，通过数字化方式对集群内的资源、实体和活动进行管理，有效提升了集群的效率。例如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已经形成了以互联网、电子商务等为核心的数字产业集群，成为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美国的硅谷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和数字产业集中地，印度的加罗尔也被誉为“亚洲的硅谷”，这些地方的经济活力、科技创新能力都处于世界前列。当前，围绕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数字产业集群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从数字经济特征看，建设数字产业集群是破解传统产业“集群病”的有效举措。一般认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在发展初期，通常表现出比较强的产业聚集和经济带动效应。但随着市场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同质产业竞争态势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惯性等因素，制造业产业集群一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市场占有率变小、创新能力变弱、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困境，我们称之为“集群病”。而数字产业集群具有共享资源、协同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优势，能够为集群内外的企业和机构创造产业联动效应，从而实现创新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推动集群内企业向产业高端迈进。

　　从要素市场发展看，打造数字产业集群有利于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价值。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是随着社会形态、社会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当前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社会阶段，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技术和数据，谁掌握了这两种要素，谁在一定程度上就具备了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能力。而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如果孤立存在是很难发挥价值的，两者必须走产业之路、与产业结合，才能实现价值化、商业化。数字产业集群可以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共享和交流提供平台，为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整合和应用创造条件，有利于这两种新型生产要素充分释放价值。

　　一是处理好集群的“实体化”与“虚拟化”的关系。产业集群一般表现为区域内基础设施、生产设施、服务设施的集聚，“实体化”运行的特点比较突出。而数字产业集群主要是通过网络实现协同研发和生产，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地理空间的束缚，呈现“虚拟化”运行的特征。集群“虚拟化”相比“实体化”有两个明显优点：其一，减少产业集聚的成本。实体企业的聚集涉及企业迁入成本的计算，以及企业迁移后对迁出地经济影响的计算，具有一定的“不经济性”。相较而言，“虚拟化”集群的这种成本较低。其二，减少产业走向单一化的风险。“虚拟化”产业集群因为数字化所天然具备的融合性、渗透性、流动性等特点，能够便捷地吸收新知识、新技能，使得集群呈现动态发展、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自然也更具活力和竞争力。

　　二是处理好“数字化集群”与“集群数字化”的关系。一方面，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集聚和应用，表现出较强的数字化特质，一般称之为“数字化集群”。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渗透，传统产业集群也在向数字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快速发展，我们将传统产业集群表现出来的这种数字化特征，称之为“集群数字化”。“数字化集群”是培育数字产品的重要方式，是推动“数字产业化”的主要途径。“集群数字化”是推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实现传统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主要途径。

　　三是处理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产业安全的关系。研究表明，很多产业集群难以持久保持竞争优势，导致集群老化或消亡的原因包括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制度性风险和政策性风险等。数字产业集群同样存在上述风险，而且其面临的安全风险更具特殊性。其一，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比如智能驾驶产业集群、智能语音产业集群等，这类集群企业极易受到网络攻击和噪音数据干扰，安全风险更高。其二，数字产业集群涉及通信技术、算法技术和高精度制造技术等，这些技术具有高度的标准性、排他性和动态性，往往被全球为数不多的实体机构所掌握，一般的企业集群很难控制这些技术的走向。

　　首先，充分发挥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竞争优势。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两大类，前者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后者包括复杂劳动力、科研设施和专门技术等，高级要素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对数字产业来说，高级要素包括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人力资本。其一，发挥市场活力与制度优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创新支持，加快突破数字领域的技术瓶颈。其二，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授权使用基础制度建设，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实现数据要素红利向产业发展能力的转化。其三，以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为基本保障，增强对全球数字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其次，积极推动生产和消费场景的数字化。中国是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构建适度超前的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场景，有利于数字技术、数字产品的不断成熟，也有利于数字产业的持续发展。从有利于企业生产的角度看，要以共性场景作为突破点，将数字化转型场景贯穿产前、产中和产后不同环节及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由点及面将共性需求转变为系统解决方案和产品。从有利于用户消费的角度看，要创新消费场景，比如鼓励发展定制消费、体验消费和智能消费，加快云零售、云商超等新场景建设，发展“无接触交易服务”“无人化服务”等服务模式，通过创新消费场景带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向新应用领域不断渗透。

　　第三，重点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产业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也不能缺少上下游产业的密切合作。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还必须从数字产业本身和上下游产业的数字化上发力。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围绕打造战略竞争优势，加快推动代表国家战略方向、创新密度高、市场潜力大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如下一代通信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先进制程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等，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形成全局带动效应。在产业数字化方面，积极打造以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数字金融等为代表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拓展，逐步引领产业集群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演进。

　　第四，坚持对内发展龙头企业和对外扩大开放合作并重。一方面，要积极培育国际标杆数字企业。培育一批具有资源配置力、生态主导力、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细分领域“专精特新”的企业，加快引导以流量为核心的平台企业向价值型平台进化升级。同时，积极构建头部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雁阵式”格局。另一方面，要扩大数字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积极开展与国际衔接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定的制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变革，推动集群优势数字产品、数字技术、数字企业“走出去”。

　　第五，积极为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创造政策环境。虽然从事产业竞争的是企业，而非政府，但政府能够为企业经营提供所需要的资源，为产业发展创造好的市场环境。其一，制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路线图，引导集群内的各类企业和机构有序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其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支持，推动园区平台、产业服务平台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对中小企业延展服务边界，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赋智赋能。其三，加强数字产业集群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提供基本支撑。此外，还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以公平的市场竞争保障集群内企业健康发展。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不断开创新时代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党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